（世界报 墨戈）在人类思想的星空中，“利他”犹如一颗永恒的恒星，照亮着不同文明追求至善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利他思想，分别根植于无神论的革命实践与有神论的宗教修行土壤，表面上天差地远。然而，若深入其哲学内核，剥离意识形态与宗教仪轨的表层差异，我们将发现二者在关于“人”的本质认知、伦理实践的根本动力以及理想境界的终极追求上，存在着深刻而动人的共鸣。这种共鸣并非偶然的相似，而是源于对人类苦难的共同关切、对超越小我之境的共同向往，以及对构建和谐关系的共同智慧。探究这种一致性，并非旨在模糊政治与宗教的界限，而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哲学视野中，理解一种普世性伦理原则如何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与实践路径中绽放光芒，从而为我们今天思考个人价值、社会责任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本体论根基：从“现实的人”到“缘起众生”——对存在本质的共通洞见
任何深刻的伦理思想，必有其对世界与人之存在的基本判断作为基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哲学前提，深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解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是抽象的、离群索居的存在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由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实践所塑造。这里的“人民”，并非抽象的概念集合，而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推动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个体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群体。服务“人民”，即是服务于这些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实践着的、有血有肉的个体与集体，其目标是解除现实的社会压迫与物质精神困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宗旨否定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自我”，强调个体价值只有在服务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与进步中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和升华。
佛教利他思想的本体论基石，则是“缘起论”与“无我观”。缘起论揭示，世间万法（包括众生）皆依因待缘而生起、存在、变异与消亡，彼此关联，互为条件，无有独立不变的自性。所谓“众生”，即是此缘起之网中的节点。“无我观”进一步指出，众生所执着的那个恒常、独立、主宰的“我”是一种虚妄的认知。既然“我”的本质是缘起的、非独立的，那么“我”与“他者”的界限在终极意义上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由此，佛教推导出“同体大悲”的理念：一切众生犹如同一身体的各部分，痛痒相关。利益他人，并非施舍于一个与己无关的客体，而是在缘起互依的实相中，对“整体”或“更大自我”的关怀与责任。大乘佛教更倡“菩提心”，即以追求觉悟（菩提）为目标，但同时誓愿度尽一切众生，将自我解脱与众生解脱视为一体。
由此可见，尽管话语体系迥异——一方立足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分析，另一方源于对生命宇宙的宗教性洞察——但两者都深刻地破除了孤立、凝固的“自我”幻象。中国共产党将“自我”置于“社会关系”中审视，佛教将“自我”置于“因缘法界”中观照，最终都导向同一个伦理方向：个体的意义与完善，无法在与他者的割裂中达成，而必须在对更广阔存在（“人民”或“众生”）的关怀与奉献中实现。这为本体论层面的利他伦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利他，不是额外的道德负担，而是对存在真相的顺应与回归。
认识论与实践论路径：从“实践智慧”到“般若慈悲”——知行合一的伦理升华
明确了“为何要利他”的本体依据，接着便是“如何利他”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在这里，两种思想体系展现出在方法论上的有趣对话与互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宗旨，其认识论基础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赐予，而是强调主体必须深入“人民”的具体生活与实践，通过调查研究和共同奋斗，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的疾苦与需求（“从群众中来”），从而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与行动方案（“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实践认识过程。服务的过程，也是向人民学习、使自身认识不断深化、党性不断纯洁的过程。所谓的“自我纠错能力”，其哲学内核正在于此：真理的标准在于实践，在于是否真正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实践结果偏离这一宗旨时，就必须依据从人民实践中获得的新认识进行纠正。这是一种基于历史实践理性的、充满能动性的利他路径，其动力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与人民主体地位的信念，其目标是改造客观世界与社会关系。
佛教的利他实践，则以“般若智慧”与“慈悲方便”双运为特征。“般若”即洞见缘起性空、无我实相的智慧。以此智慧观照，方能彻底破除“我执”与“法执”，消除利他过程中可能潜藏的自矜、功徳相或分别心，使慈悲纯净无染。在此智慧指引下的“慈悲”，分为“慈”（予乐）与“悲”（拔苦）。而其利他实践（“方便”），讲究“应机施教”、“观机逗教”，即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器、因缘和具体困境，采取最适宜的方法予以帮助，所谓“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同样需要深入众生、细致洞察的功夫。佛教尤其注重内心的净化，认为利他的效能与持久性，根本上取决于行者自身贪嗔痴烦恼的淡薄与智慧的增上。因此，其修行是一个以利他为道场，不断向内调伏心性、向外施与援手的辩证过程。
比较二者，中国共产党的“服务”路径更侧重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的改造，通过集体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来达成“为人民”的目标，其“学习与进步”主要体现在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提升上。佛教的“利他”路径则更侧重于微观的个体心灵与具体困厄的救度，并通过这种外在实践来达成内在心性的觉悟，其“学习与进步”体现为智慧的开启与慈悲的深化。然而，两者都强调：第一，真正的利他必须建立在对对象真实状况的深入了解之上（群众调研/观机逗教）；第二，利他的主体必须在过程中反躬自省，实现自我提升（党性锻炼/心性修持）；第三，利他的方法必须具体化、实践化，反对空洞说教（实事求是/方便法门）。这正是知行合一哲学在利他伦理上的卓越体现。
价值追求与境界指向：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间净土”——理想社会的共同愿景
最终，两种思想所指向的终极价值与理想境界，亦存在深层的呼应。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紧密相连——实现共产主义，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阶级对立、剥削压迫被消灭，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社会关系高度和谐。这里的“服务”，其历史使命是推动社会向这一终极善好的状态迈进。在这一进程中，服务者（党员、干部）自身也获得了解放与全面发展，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根本利益归于一致，从而在最高形态上消解了“利他”与“利己”的对立。
佛教利他思想的终极归趣，在于成就佛果，建设“净土”。大乘佛教认为，成佛非为独享寂灭之乐，而是为了具备无尽的智慧与能力，更彻底地利益众生。佛教的理想境界不仅是个人解脱，更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所谓“净土”，即是众生心行清净、环境和谐美好的世界。菩萨发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正体现了利他事业的无限性与终极性。在净土中，自利利他圆融不二，己与众生的界限在觉悟者心中已然泯灭，慈悲的流动如同虚空般自然广大。
尽管“自由人联合体”是基于历史规律推演出的社会形态，“净土”是基于宗教信念描绘的超越境界，但二者都勾勒出一个超越了个体间根本利益冲突、人人得以充分发展、关系高度和谐的理想世界图景。它们都是对现实苦难与缺陷的超越性回应，都要求个体将自身的努力与一个更宏大、更美好的共同目标相结合。在这一终极愿景的照耀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利益众生”的日常实践，便获得了超越当下功利计较的崇高意义和持久动力。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佛教利他思想，在哲学依据上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根植于：在本体论上，二者都破除孤立“自我”的迷执，将个体置于广泛的关系网络（社会关系/因缘法界）中来界定其本质与价值；在认识论与实践论上，二者都强调深入对象、具体实践、知行合一，并在利他过程中实现主体的自我净化与提升；在价值论上，二者都指向一个超越个体对立、实现普遍和谐与自由发展的终极理想。
当然，必须清醒认识到，二者在世界观（唯物/唯心）、实践场域（世俗政治社会/宗教修行生活）、具体方法与组织形式上存在本质区别。承认哲学依据上的一致性，绝不意味着混淆政治原则与宗教信仰。恰恰相反，这种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启示我们：一种真诚而彻底的利他精神，能够穿越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文明传统，成为人类共同珍视的伦理明珠。在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分离、冲突与困境之际，深入阐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意涵与普遍伦理价值，不仅有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伦理基石，增强其理论自信与文化自觉，更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跨文明的价值共识，贡献一份源于中华文化深厚积淀的东方智慧。这或许正是我们从哲学层面探讨这一议题的当代意义所在——让为人民、为众生的初心，在不同的道路上，照亮同一个追求至善的世界。
【编辑：陈旭颢】
